日本時代，日本人獨創「鴉片專賣」制度 自產鴉片只賣台灣人
台北市南昌街一段一號的「台灣博物館」南門園區。這裡在1998年被內政部指定為國定古蹟，現在開放展示。不過，這個古蹟在日本時代曾經是製造鴉片的工廠以及倉庫。鴉片，你沒有看錯，就是那種有毒的，吃多了以後會翹辮子、會死人的毒品。
到台博館南門園區很方便，搭公車630、662、663到「財政大樓」站，一下車，古蹟就在眼前。下車後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棟高大的紅磚建築，牆面上繫了三條白色腰帶，以及它旁邊白色的石頭建築。這兩棟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古蹟，在日本時代，日本人除了用它們來生產樟腦製作無煙火藥，另外，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生產任務就是：製造鴉片膏。
南門鴉片工場 台灣人記憶傷痕
走進南門園區的展示館，樟腦和鴉片是這裡展出的兩大重點。不過，峰哥我今天鎖定的，是日本時代的鴉片產銷歷史，所以，樟腦開發歷史暫時先放一邊。
現場螢幕裡展示了日本時代，台灣人吸食鴉片的紀錄片，看了叫人非常震撼……。影片裡除了有公子哥兒躺著抽鴉片，也有一般庶民在吸，甚至還有躺在床上的大小姐……，以及不知道死活的年輕人也在吸。但是吸完鴉片以後，最後全成了骨瘦如柴、要死不活的樣子……，影片讓人怵目驚心……。
我們現在都知道，千萬不可以吸毒、不可以吸鴉片啊。
但是，一百多年前的1895年，中日甲午戰爭，簽訂馬關條約之後，台灣割讓給日本，日本統治台灣50年。但是日本對台灣人居然採取「吸食鴉片合法化」，也就是“只准台灣人吸鴉片卻嚴禁日本人吸食”的「鴉片專賣」，在台灣專法單行的法規。
1895年年底，日本接收(一說「占領」)台灣的隔年，也就是1897年，日本總督府決定，對當時已經有吸食鴉片習慣的台灣人採取所謂「漸禁」措施。白話文就是，我總督府讓你繳錢繼續吸毒，我等你癮君子慢慢戒，但是我總督府從中課收高額稅金。到了1899年，因為鴉片毒品實在太好賺了，總督府更進一步設立「總督府專賣局」，同時還在今天的南昌街設置南門工場，作為生產樟腦和鴉片的重要基地。但是，根據「專賣條款」，日本統治時代，日本人生產的鴉片毒品只准賣給台灣人，日本人是不可以買的。
總督府殖民心態賣鴉片 毒品有暴利、別人囡仔死袜了
今天，從展示廳裡的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日本總督府是先從印度進口罌栗果實，然後在這裡的南門工場加工製造，從罌粟的輾碎、蒸餾、再到分級包裝……，一體成型。
日本統治者為什麼要讓台灣人吸食毒品呢？可能有兩點很重要的原因。
第一個原因是鴉片有暴利。
賣鴉片的收入，它是總督府統治初期非常重要的財政來源，曾經佔統治初期總財政收入的1/3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，總督府為了要從毒品裡獲得暴利，又為了敷衍國際禁止毒品流通的規範，當然只好嘴巴說不要、身體卻很誠實的繼續製毒，再賣毒品給台灣人。所以，日本統治者就拚命蓋了這個原本占地1萬7千多坪的工廠和廳舍。但現在列作古蹟，保留下來的面積，大概只剩原來的1/8。
第二原因就是殖民者心態嘛，而且還分等三級促銷。
台灣人是被殖民者，被殖民者就是別人家的囝仔。台語有句俗諺說，「別人的囝仔，死袂了。」人性是自私的，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推給別人家。日本總督府不讓自己本國人吸鴉片，卻給被殖民的台灣人吸。而且為了達到廣告、宣傳和促銷的效果，做事認真的日本人，更把鴉片分等級包裝。展示間裡的照片就顯示，日本人生產的鴉片煙膏還被分成三個等級，一等是「福」、二等是「祿」、三等是「壽」。這種行銷宣傳手法擺明在唬攏台灣人嘛，是在欺騙台灣人，吸食鴉片毒膏就可以得到「福、祿、壽」嗎？
全盛時期的南門工場佔地一萬七千多坪，鴉片和樟腦的生產規模相當大，幾幾乎是現在的8倍大，大到還可以蓋「四百石的貯水槽」。今天，我們繞到園區中央，除了可以看到三株百年以上的老樟木，更可以看到一座貯水槽。
貯水槽今天已經重新整建成美侖美奐的大魚池，裡面不但養著錦鯉，還可以用來灑掃灌溉。日本時代的當年，萬一工場倉庫發生火災，貯水槽還可以當作消防用水。日本人就是在這個設備完善的工場裡，以一貫式的作業流程生產鴉片、儲存鴉片，然後再利用殖民政府訂定的專賣制度，透過1901年蓋好的「專賣局」(後來改名「菸酒公賣局」)把菸、酒和鴉片賣給台灣人。現在這個專賣局再度更名為「台灣菸酒公司」，它位在台北市南昌街一段10號，在總統邸旁邊，是一座外型極具特色的紅磚建築。目前已經被列為國定古蹟，很值得繞過去瞧瞧。
蔣渭水反毒用英文投訴國際 連橫當寫手提鴉片有益論
但是，台灣也是有有識之士的，也有人公開反對吸食鴉片毒品。尤其是日本大正開明年代，雖然只有短短的十餘年，但政治相對開明，讓很多台灣倡議民主的人士敢對殖民統治者喊話，這包括霧峰林獻堂和宜蘭蔣渭水等愛台人士，他們還敢公開跟賣毒品給台灣人的日本總督府唱反調。
有一段日本時代反毒的故事還挺有意思，請往下看。
當時日本總督府根本不理你台灣人反毒。一向倡議反毒的「台灣民眾黨」，這不是2020年柯文哲市長的「台灣民眾黨」啊，而是1930年，當時的蔣渭水醫師。蔣渭水的「民眾黨」為了貫徹反毒的理念，於是決定向國際醫療組織控訴日本人販賣鴉片。
1930年1月2日下午五點多，那是日本人過陽曆年的期間，蔣渭水算準了台北北門旁邊的「北門郵局」裡，那裡只有高級職員懂英文，但高級職員五點準時下班，高級職員要去過陽曆新年。
於是將渭水派出十七歲的兒子拿著English英文的控訴信，去北門旁邊的郵局裡拍電報。用英文拍給「日內瓦國際聯盟」，投訴日本人專賣鴉片給台灣人。而晚間值班的下級職員因為看不懂英文，無法作內容的過濾審核，所以就讓這封投訴電報拍到了「瑞士日內瓦」。國際衛生組織也在兩個月後，真的派人到台灣來調查。
但是日本總督府的回應也很絕，當時已經是世界大國的日本，面對只能動口卻不能動手的國際衛生組織，日本人不但不直接理會它，還花了500日元重金當作鉅額稿費，請寫過《台灣通史》的作者連雅堂擔任寫手，寫了一篇〈鴉片有益台灣〉的歪論，並且在日本的御用報紙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上刊登。補充說明的是，1930年，一般台灣工人的一天工資所得大約是一角，若連橫是花一天寫完一篇〈鴉片有益論〉，那是一般工人5千倍的所得，當然是鉅額稿費。
但是歪論文章刊登出來以後，連雅堂被蔣渭水和林獻堂等台灣知識份子唾棄，宣佈跟他斷絕往來。也算是愛面子的文人連雅堂，這下才發現，台灣待不下去了，只好舉家內渡中國大陸。
為了日本總督府的賣鴉片政策，連雅堂跟蔣渭水，走向完全相反的路線。
到了2014年柯文哲和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，連勝文的曾祖父連雅堂，他這段充當「鴉片寫手」的不堪糗事，還曾經在選戰中被對手拿出來炒作和嘲弄。
總督府賣鴉片 攏是為了錢 鴉片專賣 鎖定台灣人
其實回到1896年，台灣被日本統治的那個年代。當時的日本本國和世界大國的潮流一樣，都是把鴉片當成毒品，禁止國人吸食。但是日本佔領台灣之後，總督府卻採納了當時的衛生局長、後來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意見。後藤認為，當時的台灣人和清朝末年落伍的大陸人一樣，早就有吸食鴉片的習慣，一時之間也不容易根絕。於是，總督府依據後藤的建議，不立刻禁止吸食而是採取「逐漸禁止」的手段。表面的理由，是要把鴉片視作藥品，用藥慢慢治療，所以准許台灣人繼續吸食。但實際的另一個真正的理由，卻是為了錢，為了讓總督府抽取高額稅金。
日本官府就是為了收稅金，所以放任甚至供應台灣人吸食鴉片。不過，為了保障日本人的健康，總督府卻嚴格禁止在台灣的日本人吸食。
日本人為了順利的把鴉片以獨家、高價的手段賣給台灣人。總督府還獨創了全世界特有的「鴉片專賣制度」，他們以市場壟斷的方式獨占市場。鴉片不但自產、自銷，還規定台灣的吸食者必須先向日本警察大人登記、繳費，取得合格的吸食證照之後，再到日本政府特約許可的專賣店裡，按照日本官方規定的價格去買鴉片。這種市場壟斷加上產品獨占的結果，讓日本總督府的鴉片稅收，在統治台灣的前25年，就爆增了三倍。
直到今天，後藤新平讓台灣人吸食鴉片的「漸禁」政策還是引起討論。也許1898年，後藤實施鴉片漸禁政策有他當時時空環境的選擇，但直到他離開台灣，鴉片專賣制度，這種用台灣人的健康，替總督府換取暴利稅金的荒謬政策卻一直被執行。
後藤新平建設台灣 兩手策略評價兩極
不得不承認，後藤新平從1898年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，直到1906年離開台灣。在台灣將近九年的後藤，他對台灣的鐵路開發、道路開拓以及建設下水道等環境衛生工程的現代化都有巨大的貢獻。李登輝前總統就曾經誇獎後藤，贊許後藤是台灣現代化基礎的奠定者。
但評論歷史人物往往不會只有一個角度，後藤新平也曾經評價台灣人的民族性格，有三個面向，那就是：怕死、愛錢、愛面子。所以，歷史對後藤的評價也不會只有一面之詞。
後藤雖然積極全方面的建設台灣，稱得上是日本時代對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第一人。但是他在施政上卻是採取「一手鞭子、一手糖」的兩面手法。他不但以又哄又騙再加上嚴刑峻法的兩手策略，誘殺了領台初期的「抗日三猛」簡大獅、柯鐵虎和林少貓……等抗日人士。他所謂的「鴉片漸禁」政策，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，也根本是一場欺世盜名的騙局。實際上，它就是由總督府一手包辦在台販毒的作業，既荼毒又控制吸毒的台灣人；另一手卻讓日本人藉由販毒獲得暴利。
回到鴉片禁絕的主題。
日本人真正結束鴉片在台灣的生產與專賣，是一直拖到1945年6月17日。當時，台灣總督府已經被美軍空襲炸毀，眼看二次大戰快要結束了，那也是日本統治台灣進入風中殘燭的最後階段……，隨時都可能結束。
日本在台灣賣了快50年的鴉片，在1945年6月劃下句點。
鴉片，帶給台灣人的一身病痛也暫告一段落。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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